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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 博 拉 戰 爭

醫學資訊  發布時間:2014-10-30  點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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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dis Sabeti 和 Stephen Gire在馬薩諸塞州劍橋的哈佛和麻省理工學院的Broad研究所的基因組學平臺 。他們一直在對埃博拉病毒的基因組進行測序并追蹤其變異。  CREDITPHOTOGRAPH BY DAN WINTERS

2013年12月6日,在西非幾內亞的一個名叫梅連杜(Meliandou)的村莊里,一名2歲的男孩因患腹瀉和發燒而死去。由此引發了自20世紀八十年代初期艾滋病出現以來,一種新出現傳染病的最危險的疫情。現在我們知道,那個男孩感染的正是埃博拉病毒。埃博拉病毒通常寄生在赤道非洲生態系統中的一些尚未被鑒別的生物體中,它的自然宿主可能是某種果蝠,或者是生活在果蝠身上的某些小動物,這些小動物也許是一只吸血昆蟲,一只蜱或是一只螨。

此前,埃博拉病毒也曾在中非和東非引發過小規模的疫情。由于醫生和其他醫務人員能夠迅速控制住這些疫情,所以醫學界和科學界傾向于相信埃博拉病毒沒有太大的威脅。該病毒只能通過血液和體液的直接接觸傳播,而且它似乎也并沒有發生顯著的變異。

感染小男孩的埃博拉病毒,又通過小男孩傳給了他的母親、他3歲大的姐姐以及他們的祖母,她們也都相繼死了。接下來,病毒離開了村子,在幾內亞、利比里亞和塞拉利昂等國的人群中傳播開來。因為沒有對抗埃博拉病毒的疫苗,也沒有治愈埃博拉病的方法,所以阻止它繼續蔓延的唯一的方法就是切斷傳染鏈。醫務人員必須確定感染者并將他們隔離,然后監測每一個與他們接觸過的人,以確保病毒不會傳播給其他人而開始一個新的傳染鏈。然而西非的醫務人員已經無法繼續追蹤的這些傳染鏈了。因為有太多的人患病,而且已有超過200名的醫療人員死亡。在歐洲和美國,衛生當局全力以赴阻止埃博拉病毒通過不可控的傳播鏈入侵這些國家,他們真正擔心的是如果埃博拉入侵尼日利亞拉各斯或者印度加爾各答這樣的有上千萬人口的大城市,后果將會不堪設想。目前并不知道究竟有多少人感染埃博拉病毒,在已經報道的9000例患者中,已有4500例患者死亡,并且每隔三周,死亡病例的數目就會增加一倍。 現在看來,該病毒的出現似乎遠不止一次突發事件,而是已經引發了一場大規模的流行病。

這種病毒具有極強的感染力。 實驗表明,僅僅一個埃博拉病毒顆粒進入人的血流,就可引起致命的感染。這也許可以解釋為什么許多醫務工作者感染了埃博拉病毒卻想不起來自己出現了任何操作上的失誤。普遍認可的常見感染入口就是用接觸到埃博拉病毒的指尖碰觸了上眼皮的內表面粘膜。埃博拉病毒能夠通過汗水和血液的接觸傳播,每一滴汗水和血液中都含有高濃度的埃博拉病毒顆粒。感染埃博拉的患者會大量的出汗,并且在一些情況下,疾病會引發內部出血,而血液會伴隨他們嘔吐物和腹瀉物一起排出體外。

盡管埃博拉對于人類是如此的兇猛,但是埃博拉病毒的生命形式卻是不可思議的簡單。埃博拉病毒顆粒僅由6種結構蛋白連鎖在一起構成,它類似于一股煮熟的意大利細面條。一個埃博拉病毒顆粒大約只有80納米寬,1000納米長。 如果這是一段意大利細面條的話,那么人的頭發是將類似于約12英尺直徑的巨大的紅杉樹樹干。

一旦埃博拉病毒顆粒進入血液,它會隨著血液流動直到進入細胞。進入細胞后它會控制并指導宿主細胞進行病毒的自我復制。大多數病毒顆粒會利用特定的組織細胞來完成自我復制。例如,許多感冒病毒會在鼻竇和咽喉處的細胞進行復制。 埃博拉病毒會同時攻擊身體除了骨骼肌和骨骼以外的其他組織,它們對于生活在血管內的細胞具有特殊的親和力,特別是肝臟中的細胞。 大約經過十八小時,被感染的細胞就會釋放成千上萬的新的埃博拉病毒顆粒,它們如線一樣從細胞中“萌發”,直到細胞如同一個紗線團一樣。之后它們與細胞分離,并通過血流的攜帶,開始依附于全身各處的更多的細胞。 受感染的細胞開始噴涌而出大量的埃博拉病毒顆粒,感染更多的細胞,直到病毒的擴增達到頂點。受感染的細胞開始死亡,從而導致全身組織的破壞。這或許可以解釋為什么埃博拉病毒受害者會經歷極度的痛苦然后死去。多器官的衰竭,病人的狀況會突然急劇下降直至死亡。 在致命病例中,字母“o”大小的血滴可以很輕易地含有上億的埃博拉病毒顆粒。

埃博拉病毒的內部是一個由螺旋蛋白構成的貫穿內部的管道,如同一個套筒。 在電子顯微鏡下觀察,這個套筒有一個滾花式的外觀。與埃博拉病毒顆粒的其它部分一樣,這種套筒結構是在長時間的自然選擇的力量下形成的。埃博拉病毒是一種線狀病毒,線狀病毒屬已經存在了千萬年。埃博拉顆粒內套中的單股RNA,即包含病毒的遺傳密碼也就是基因組的分子,甚至用高倍顯微鏡也觀察不到。遺傳密碼被包含于RNA的核苷酸的堿基中,也就是密碼子的字母。這些字母,以適當的順序排列,構成一套完整的指令,使得病毒可以完成自身的復制。根據最近的統計,如今在西非肆虐的埃博拉一個樣本,其基因組遺傳密碼中有18959個字母。作為一種生物體,這是一個小的基因組。如埃博拉病毒這樣的使用RNA作為遺傳密碼的病毒,很容易在擴增的時候出現錯誤,這些錯誤被稱為突變。就在現在這個時間,埃博拉病毒的代碼還在改變。由于埃博拉病毒與人類日益加深的關系,它是如何變異的問題對地球上每個人都有意義。

位于塞拉利昂的凱內馬的凱內馬政府醫院,分布著低矮的帶有生銹的金屬屋頂的漆成黃色和紅色的煤渣磚房。它們散布在鎮中心附近的山坡上,據那里的醫務工作者講,這里平日里擠滿了患者和他們的家屬。這個小鎮坐落在土地肥沃的丘陵地帶,周圍星羅棋布著一些小村莊,在小鎮西南九十英里(145公里)的地方是塞拉利昂、幾內亞和利比里亞三國邊境的交界地帶。這一邊境地區是埃博拉疫情的搖籃。幾十年來,凱內馬醫院一直有一個特殊的12個的單元被稱作拉沙熱隔離病房和研究項目。拉沙熱是由拉沙病毒引起的,按病毒學家的分類被認定為生物安全4級病原體,會致死并引發傳染,通常沒有疫苗和有效的治療方法。今年5月,拉沙熱項目的主任醫師舍克•烏瑪爾•汗(Sheik Humarr Khan),開始警惕與沙拉熱同樣是4級病原體的埃博拉病毒。該病毒曾經在幾內亞和利比里亞蔓延,但在塞拉利昂尚未有病例報道。

5月23日前后,一名小產女子被送往醫院。 她的沙拉病毒檢查為陰性,但汗懷疑她可能攜帶有埃博拉病毒。原來她剛參加了一個巫醫的葬禮,這位巫醫最近在幾內亞在試圖治療一些埃博拉患者后死亡。汗采集了她的血液樣本并將她隔離在拉沙病房。汗是在病毒出血性疾病的專家,是世界上拉沙熱頂尖專家之一,人們形容他是一個健談又熱情的人。他和他的工作人員與多家美國研究機構的病毒專家都有著深厚的友誼。他傾注了大量時間在醫院照料貧苦的病人。其中相當多的病人買不起藥,汗就會買給他們,如果他們看起來是在餓肚子,汗就會給他們食物,并且告訴他們“如果你想好一點你就必須吃”。

當汗與患者在拉沙病房時,他會穿著一件被稱作個人防護裝備的防生物危害服,個人防護裝備,簡稱P.P.E。在凱內馬,這套防護服包括一個包裹全身的連體衣,白色Tyvek(特衛強)面料的頭罩,一副呼吸面具,一個塑料面罩和一副護目鏡,兩雙外科手術手套,一雙橡膠手套,一雙橡膠靴和一條塑料圍裙。在拉沙病房的患者會出現驚厥和出血的癥狀,并進入昏迷,即使無微不至的照看,病人中還是有許多人死亡。到了晚上,汗喜歡和朋友一起看電視轉播的足球比賽,當他感覺到疲倦的時候他會在塑料椅子上坐下休息一會,喝著汽水與周圍的人聊聊天。

那位小產女子住進沙拉病房的第二天,一名實驗技術人員穿上P.P.E.,攜帶一份該女子的血液樣本進入了實驗室,并對其進行了測試,結果顯示為埃博拉病毒陽性。為了進一步確認,技術人員通過電子郵件將測試結果發送給哈佛大學生物學副教授帕爾迪斯•薩貝提(Pardis Sabeti)的實驗室。多年來,薩貝提一直與該拉沙項目存在協作關系,并與汗成為朋友。

薩貝提是一個三十多歲苗條且溫和的女人。她是一個哈佛實驗室的領導者,領導麻省理工學院與哈佛大學Broad研究所病毒基因組的研究。她擅長讀取和分析生物體的基因組,尤其擅長研究病毒進化——由于適應環境病毒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變化。在閑暇之余,薩貝提是獨立樂隊Thousand Days的主唱和詞曲作者。 由于埃博拉疫情的爆發,樂隊第四張專輯被推遲了。

當薩貝提得知埃博拉病毒已經達到塞拉利昂時,她召開一個會議,會議地點是她和同事將其稱為埃博拉作戰室的房間。它位于麻省理工學院校園內的Broad研究所,是一個陽光充足并有一張大桌子的房間。由于疾病爆發規模的壯大,薩貝提成為這組科學家事實上的領導人,他們會定期在作戰室計劃和指導對抗埃博拉的人體防御要素。他們派出帶有先進的診斷設備的研究組成員前往凱內馬和尼日利亞,幫助醫生快速診斷埃博拉。 “作出埃博拉的診斷越快,就能越快地阻止它”薩貝提最近說,“但最大的問題是,如何阻止它?”

薩貝提和她的研究組計劃開始盡快的讀取埃博拉的基因組。所有針對埃博拉的藥品,疫苗,以及埃博拉病毒診斷測試的關鍵就在于病毒的遺傳密碼。研究人員知道遺傳代碼正在變化中。埃博拉病毒的進化是否是為了抵御人體對它的防御? 這一進化從何而來?是始于一個人還是在不同的時間、不同的地點和不同的人身上開始的?埃博拉病毒是否變得更具傳染性,傳播速度更快了么?

薩貝提和她的研究組構想了一份獲取埃博拉感染者血液樣本的計劃。他們計劃讀取埃博拉患者血液中發現的所有埃博拉病毒的基因組。 中世紀時,僧侶們在手抄經卷的時候會出現錯誤。埃博拉的基因組復制時也會出錯,就像手抄的經卷復本一樣,基因組之間的差異是可以檢測到的,埃博拉病毒不會只有一個株。 埃博拉病毒是不是一支,而是一群。這是一個龐大的粒子群體,他們彼此各不相同,每個病毒顆粒都在與其他的病毒顆粒競爭可以進入細胞內并完成自我復制的機會。它們的遺傳密碼會隨著環境的變化而不斷改變。通過對一些埃博拉病毒基因組的觀察,科學家們希望可以從整體上把握埃博拉病毒,以四個維度構建其生命形式——因為大量的遺傳密碼因時間和空間而流轉。為了找到基因組,他們需要更多的血。

流行病學家和衛生工作者從凱內馬分散開去,確診了其他12個受到埃博拉病毒感染的婦女,她們都參加了巫醫的葬禮。她們被送往凱內馬醫院,并安置在了拉沙病房。烏瑪爾•汗和塞拉利昂衛生部高級官員都迫切地想要得到測過序的埃博拉病毒基因組,于是汗和薩貝提與衛生部官員合作,使用了一種不會干擾患者護理的采血方法:研究人員在臨床護理遺留下的廢棄管子中采集血清樣品。 這種材料本來是打算在醫院的焚燒爐進行焚燒的具有生物危險的醫療廢物。“為了采集樣本而不被沾染,我們做了一切我們能做的。”薩貝提說。同時他們還采集了35個埃博拉病毒疑似接觸者的血液樣本。

最終他們收集到了四十九個人的血清樣本,這些樣本被收集在大量的微管中,每個微管的大小如同一個削尖的鉛筆尖,里面裝了一滴金色的、大小還不到一粒檸檬種子的人血清。液滴中混合了能夠殺死埃博拉病毒的大量消毒的化學藥品。 這些裝有滅菌血清的微管被醫院實驗室的負責人奧古斯丁•戈巴(Augustine Goba)裝入到冰盒里,然后通過DHL快遞將盒子寄到哈佛。

四天后,也就是6月4日,盒子抵達了薩貝提的實驗室,一個名叫史蒂芬•蓋爾(Stephen Gire)的研究人員穿著生物保護裝備并攜帶盒子進入到一個微小的生物防護實驗室并將其打開。樣品應該是安全的,但蓋爾不敢掉以輕心。蓋爾高大而安靜,為人十分的嚴謹。他是一個有才華的廚師,并在2008年有機會參加電視節目“頂級廚師”的比賽,他拒絕了邀請并選擇前往剛果民主共和國成立實驗室研究猴痘——一種與天花有關的病毒。 在蓋爾的左前臂有一個紋身,是猴痘病毒顆粒,這是蓋爾自己設計的,是病毒內部結構的示意性圖案,看起來像新月形狀的鳥巢。 當他在哈佛的實驗室里拿著來自非洲的未開啟的血樣盒子,他意識到他忘了帶刀。 他掏出自己的車鑰匙,撬開了盒子,取出微管。冰已經融化了,但微管仍然很涼,這些微管看起來是安全的:微管的顏色證明了血清已被滅菌。每個微管中大約包含了十億埃博拉病毒顆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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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dis Sabeti 利比里亞蒙羅維亞,一名輔助工人搬動一名死去婦女的尸體      PHOTOGRAPH BY KIERAN KESNER / REX FEATURES VIA AP

蓋爾的第一步工作是從血清提取埃博拉病毒的遺傳物質。蓋爾測試了所有樣品,以確定其中是否有埃博拉病毒存在。在微管中的49人的血液樣本中,有14人已經被感染了埃博拉病毒。 只通過觀察,他就能確定哪個樣品是感染者的:這些感染者的血清樣本中,由于病毒破壞了血液,所以血清因為布滿了死亡紅細胞而變得渾濁。他因為要將所有的微管放入離心機里離心,然后加入化學藥劑,所以工作到很晚。這一步工作完成后,每個微管中得到了14小滴的清澈透明的水溶液。每一滴液滴里都存在著大量的斷股RNA,這些RNA片段是曾經在凱內馬周邊的14個感染者的血液中漂流的埃博拉病毒的遺傳密碼片段。由于在病毒的繁殖過程中有發生突變的可能因此在每個微管中有很多不同的基因組。

第二天早上,蓋爾乘車攜帶著裝有埃博拉病毒RNA液滴的小盒子來到了麻省理工學院。在Broad研究所的實驗室,他和一位名為莎拉•溫尼奇(Sarah Winnicki)的同事以及另外兩個研究小組將制備的RNA進行了解碼。這項工作花了四天時間,蓋爾和溫尼奇幾乎沒睡。最終,他們將14個樣品合并成了一個澄澈的水溶液小液滴。這滴液滴中包含了大約六萬億的DNA片段,這些片段中的每片都是血液樣本中RNA片段的鏡像。這些片段大多數都是人類的遺傳密碼,不過還有大約兩千億片段為埃博拉的遺傳密碼。除此之外,還有成百億片段屬于恰巧存在于血液中的細菌和其他病毒。這滴液滴被稱為“文庫”。

液滴中的每個DNA片段都被標記了一個獨特的代碼,短短八個字母的DNA代碼特定的識別來自于十四感染者的遺傳片段。“可以將每個加上代碼的DNA片段看成一種書,”蓋爾說。 “這本書在封皮上有裝訂,并且有一個I.S.B.N編號。 這本書很短,所以讀者可以很容易地消化它。 你可以通過I.S.B.N編號找到你想要的書,這就是液滴被稱為文庫的原因。 在DNA文庫里的圖書都裝訂好以便錄入到儀器(基因測序儀)中,用這臺儀器閱讀所有的圖書。”這滴液滴中所包含的由DNA編碼的圖書比美國國會圖書館的書要多得多。如今這些書是巨大而雜亂的一堆,它們的封皮之間覆蓋著什么是未知的。

6月13日,星期五,蓋爾攜帶著一根帶有液滴文庫的微管來到了Broad研究所的基因組學平臺的登記站。 該平臺有一套擠滿DNA測序儀的房間。每臺機器為大小約為家用冰柜的白色矩形柜子,價值一百萬美元; 在平臺中有超過50臺這樣的機器,排列成行。這些機器由6名技術人員操作,晝夜不停地讀取所收集來的生物樣板的DNA密碼。近期,機器已經讀取了兔子、腔棘魚、瘧原蟲、攜帶瘧疾的蚊子、假絲酵母、EB病毒的基因組,以及一些與癌癥,自閉癥和精神分裂癥相關的人類基因。

技術人員用移液管移吸取了蓋爾帶來的埃博拉病毒液滴的大約十分之一,如同潮濕天氣里的一點露水,把它放稱為流式池的載玻片上。 這一點液體中包含從14名埃博拉患者的血液中提取的文庫全部代碼。 水流入流式池的通道,流入Illumina公司的機器HiSeq 2500——世界上最快的DNA測序儀之一的入口。

在接下來的24個小時,測序儀會自動工作,使液體脈沖式流過流式池,同時用激光照射。于流式池的表面上,億萬的DNA片段聚集成億萬微觀有色斑點。這些特殊的點的顏色會在處理過程中改變,相機會記錄點的區域改變并將數據存儲下來。二十四小時后,機器讀完蓋爾帶來的文庫中所有的標記DNA片段。這些數據被發送到Broad研究所的計算機陣列,將所有的片段組裝成完整的遺傳密碼——將文庫中的大量的書籍組織起來,并將密碼子按照順序有條理地依次擺放在書架上。6月15日,星期日,蓋爾和薩貝提得知電腦的整理工作已經完成。其結果是得到14個埃博拉感染者中12個人體內的埃博拉病毒全基因組(電腦沒有能夠整合另外兩個人體內的埃博拉基因組)。薩貝提和她的研究組開始分析遺傳代碼,看看埃博拉病毒到底如何改變。

七月初,史蒂芬•蓋爾與薩貝提研究組中的另一名成員一起飛往塞拉利昂,帶著他們準備用于埃博拉疫情的實驗室設備來到了凱內馬醫院。蓋爾所看到的一切讓他難過。埃博拉患者從農村涌入,凱內馬充斥著死亡和恐懼的氣息。他們住滿了已經成為埃博拉病房的拉沙病房。由塑料墻壁和塑料屋頂構成的大面積的第二病房也已經豎立了起來。第二病房同樣住滿了埃博拉病毒感染者。這個新病房有一個塑料觀察窗,可以供人們與自己在病房內的親人進行交談。觀察窗的周圍聚集著埃博拉患者的親屬。根據蓋爾的回憶,那里有看到自己的親人活著來到窗前,可以走路時的驚喜和歡呼,也有傳來親人病逝消息時的痛苦和哭泣。被阻擋在白色建筑周圍也有一些沉默的人以及如同穿著太空服的衛生工作者們。在世界的這一角落,并不是每一個人都相信疾病的傳染理論,相信疾病可通過微生物傳播。他們不明白為什么醫生不讓他們在自己親人的葬禮上看到或觸摸自己的親人?很多人不選擇信任政府而是選擇相信宗教對于疾病傳播的解釋。

烏瑪爾•汗工作在埃博拉病房中。在蓋爾看起來,當汗走出病房脫下了個人防護裝備時,他看起來疲憊而緊張。汗會定期與國際援助人員見面,他用自己的手機給世界衛生組織代表和塞拉利昂衛生部的官員打過無數的電話,懇求更多的幫助和更多的資源。 他也會打電話給家人,他有九個兄弟姐妹,其中幾位居住在美國,他的父母還活著,住在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敦不遠的一個叫Lungi的小鎮上。他也會和帕爾迪斯•薩貝提說他計劃加入她的在哈佛的研究組幾個月。他迷上了基因組學,他想知道如何給埃博拉病毒測序。薩貝提對我說,汗受不了官僚機構對于疾病爆發的應對態度,然后他會回到埃博拉病房,那里似乎是可以使病人脫離苦難的避難所。他似乎在穿著個人防護裝備照顧病人的時候會更加自在。

汗加入拉沙項目已經十年了。2004年,他的前任,阿尼魯•康特(Aniru Conteh),由于不小心被懷孕拉沙熱患者污染的針頭扎傷而感染了拉沙熱病毒,在護士的照料下,他與拉沙熱抗爭了十二天后死亡。在接下來的幾個月,政府都找不到愿意接手拉沙項目的人,直到剛剛從塞拉利昂醫學院完成實習的汗同意接受這份工作。 

汗開了一輛破舊的汽車來到工作的地方。那一年他三十歲,是一個愛開玩笑并掛著溫和微笑的英俊男子。就這樣汗開始了他的工作,無微不至地關心著自己的病人。一天,一位名叫約瑟夫•費爾(Joseph Fair)的美國研究生出現了極其嚴重的出血性腹瀉。汗來到了費爾位于附近的天主教傳道所的住所給他看病,費爾發現汗對病人的態度極好。在開了處方抗生素后,汗愉快的對費爾說,“你會沒事兒的。”但是在離開時,汗忘記了關門。過了一會兒,費爾聽見他對其他人說,“他快死了,但我不能讓一個外國人死在我手上。”費爾開始有所好轉,并且很快和汗成為了朋友。幾年后,當他們在新奧爾良的一家酒吧喝啤酒時,費爾告訴汗,在他們第一次見面是他聽到了汗說他快死了。汗回答道,“是啊,那時你是快死了。”“但是你沒有告訴我。”汗大笑道,“你是我的病人,你能想象我對你說你快死了嗎?”

汗長時間的工作在埃博拉病房并試圖安撫病人們。 之后有一個護士由于感染了埃博拉而死亡,而她甚至沒有被安排在埃博拉病房里工作。病毒顆粒是看不見的,而在埃博拉病房里充斥的埃博拉病毒卻是一個天文數字,它們遍布了地板和患者全身。

病毒在空氣中有兩種明確傳播方式。一種被稱為飛沫傳染,病毒可以伴隨著體液被釋放到空氣中,例如,咳嗽的時候帶出的唾液中。液滴在空中能夠傳播幾英尺的距離并很快掉在地上。病毒傳播的另一種方式也就是所謂的空氣傳播。在這種模式下,該病毒通過微小的體液液滴進入空氣中,干燥后進入塵埃中,隨著塵埃病毒可以在空氣中漂浮很長一段距離,數小時或數天內都可以被吸入到肺部并引發感染。麻疹病毒就可以通過空氣傳播,已經觀察到它可以在空氣中漂浮半個封閉足球場的長度。埃博拉病毒可以通過體液傳染,但是還沒有證據表明它能夠進入干燥粉塵中吸入肺部后感染。1989年,一種今天被稱為雷斯頓病毒的與埃博拉病毒相關的線狀病毒,曾經在弗吉尼亞州雷斯頓的一棟關滿猴子的建筑物中爆發,并在籠子與籠子之間進行了傳播。一種未經證明的可能傳播方式是,病毒顆粒通過用于清潔籠子的高壓噴射軟管而進入到空氣中,然后通過大樓的空調系統散布到各處。埃博拉病毒專家之間的經驗法則是,如果你沒有穿生物防護服,你應該站在離埃博拉患者至少有六英尺遠的距離,以防止病毒飛沫傳播。

有些埃博拉感染者會變得糊涂、掙扎、抽打自己并從床上摔下來,他們會流鼻血,這又會刺激他們打噴嚏,他們會有噴射性嘔吐,并且伴有咳嗽。有些患者會出現大小便失禁,他們所排出的所有體液都攜帶著在他們體內趨于飽和的埃博拉病毒。在凱內馬新建的塑料埃博拉病房內的病床有非洲醫院中十分常見的霍亂病床。霍亂病人會表現出無法控制的水樣腹瀉,因此霍亂病床上有一個塑料覆蓋的床墊,在床墊的中央有一個洞。在洞下方的地上會放置一個桶以便病人將糞便排泄到桶中。在埃博拉病房里,護士清理水桶并試圖保持環境衛生,但是根本做不到。然后一些護士開始翹班。由于地處熱帶高溫,埃博拉病房的氣味變得濃烈。

7月12日前后,一直在距離凱內馬200英里的弗里敦為世界衛生組織工作的約瑟夫•費爾,驅車前往凱內馬尋找他的朋友汗醫生。費爾后來告訴我,幾個小時的車程后,費爾找到了他,但他卻不能和他的朋友說上話。因為汗在塑料埃博拉病房里面,那里真的是一個爛攤子。病房里有三十多個埃博拉患者,他們躺在霍亂病床上,地上濺滿了一切可以從人體中流出的東西。汗與一名護士正在查房,他們都穿著個人防護裝備。

一位一直在凱內馬幫忙的美國埃博拉病毒治療醫生丹尼爾•鮑施(Daniel Bausch)和他的同事最近寫下了汗曾經說過的話“我必須承認我很擔心我的生命,衛生工作者很容易生病,因為我們永遠是病人能求到的第一站。”他們也引述了汗的姐姐伊莎塔(Isatta)說過的話“我告訴他不要去,但是他卻對我說,如果我不去照顧他們,那么將來誰來照顧我?”或許汗也會想起那個死在自己病房中的他的前任康特醫生。

阿列克斯•莫依格波(Alex Moigboi)是一個在醫院工作了很多年很受歡迎的人,他被檢測出感染了埃博拉。在這之后,護士長穆巴魯•方妮(Mbalu Fonnie),她從20世紀九十年代醫院成立以來就開始在這兒工作,是個有時會用桑科(Sankoh)作為自己姓氏的寡婦,開始感到乏力、戰栗并伴隨著發熱。起初,她低估了自己的癥狀,并持續著一周七天的工作,每天工作14個到16個小時。 她覺得自己得了瘧疾,并給自己的靜脈注射了治療瘧疾的藥物,但她并沒有好轉。之后她進行了埃博拉病毒檢測結果呈陽性。在同一天,另外兩個凱內馬醫院的護士,法蒂瑪•卡馬拉(Fatima Kamara)和維羅尼卡•塔克(Veronica Tucker),也被檢測出埃博拉病毒陽性。莫依格波于7月19日死亡,而兩天后方妮也離開了人世。

許多凱內馬醫院的工作人員嚇壞了,他們開始呆在家里不上班。汗常常在幾乎沒有幫助的情況下完成在埃博拉病房的工作。塞拉利昂的保健系統在埃博拉病毒的壓力下開始變得退化崩潰,并且針對埃博拉疫情的國際組織的援助也已經捉襟見肘。無國界醫生針對塞拉利昂的埃博拉疫情在距離凱內馬50公里的塞拉利昂東部的凱拉洪成立了疾病治療中心。在利比亞,名為善普施的基督教慈善組織的醫生和護士們在ELWA醫院照顧著病人,這所在蒙羅維亞附近的醫院擠滿了病人。汗會定期與帕爾迪斯•薩貝提聯系,有一天汗對她說“我們都在孤軍奮戰”,薩貝提告訴他,她和她的同事們正在作戰室里為他匆忙的準備人員和設備,他們也會呼吁世界各地,尋找更多的醫生和更多的幫助。薩貝提后來告訴我,“人手和幫助就快要到了,但這僅僅是隔靴搔癢,還遠遠不夠。”

薩貝提警告汗不要給自己過度壓力和勞累。“您的安全是最重要的。一定要照顧好自己。”

他告訴她,“我要盡我所能來幫助這些人,”然后他就會穿上裝備返回到埃博拉病房。汗是這場有無數戰士死亡和逃跑的戰斗中的將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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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克•烏瑪爾•汗(Sheik Humarr Khan)醫生

7月19日,在一個大型的員工會議上,大家注意到汗看起來不太好。第二天,他沒有來上班。他將自己隔離在家中。第二天早上,汗要求對他測試。一個實驗室的技術人員去他家為他抽血化驗:化驗結果埃博拉病毒呈陽性。汗不想在凱內馬就醫,因為他不希望他的員工看到他已經出現了感染癥狀,他覺得他的狀況會使他們的意志變得消沉而失去斗志。第二天,他爬進一輛救護車,這輛救護車載著他沿著坑坑洼洼的土路帶他來到了凱拉洪的埃博拉病房。

在凱拉洪的治療中心,有一個由發電機供電的冰柜,里面冷凍了三小塑料瓶的冷凍水溶液。里面是哺乳動物免疫系統對于入侵的微生物自然防御產生的抗體,一種Y型的分子。這些液體是一種治療埃博拉病毒的實驗性藥物,名字叫做ZMapp,三瓶ZMapp藥物為針對一個人的一療程的藥量。這種藥物還沒有經過任何的人體測驗。這是一種在過去十年里由一群幾乎沒有得到埃博拉病毒專家群體認可的科學家用很少的錢研發出的藥物。數十人參與了這項工作,但主要研究人員拉里•蔡特林(Larry Zeitlin),馬普生物制藥公司(Mapp Biopharmaceutical,位于圣迭戈)的總裁;吉恩•加勒德•奧林杰(Gene Garrard Olinger)是國立衛生研究院國家過敏和傳染性疾病研究所的負責人; 邱祥國(Xiangguo Qiu)和加里•克賓格(Gary Kobinger),加拿大公共衛生署的研究所在溫尼伯的研究人員。ZMapp是一種三種抗體的雞尾酒混合物,看起來對殺滅埃博拉病毒特別有力。Mapp生物制藥與制造商和肯塔基州生物加工公司(Kentucky BioProcessing),已經開發出用煙草植物生產ZMapp的方法。

在2014年4月,也就是汗病倒前的三個月,克賓格和他的小組在加拿大首次用感染埃博拉的猴子對ZMapp進行了測試。他們給了猴子達到致死量的一千倍的埃博拉病毒。出乎研究人意料的是,這種藥物挽救了猴子。ZMapp即使針對瀕臨死亡的動物也可以起效。克賓格和他的研究組發現他們需要給動物們三劑ZMapp,每隔幾天給一次。克賓格將這個過程比作職業拳擊比賽中的三拳發力:前兩拳是為了擊倒埃博拉病毒,而第三拳是為了結束戰斗。六月下旬,埃博拉病毒已經席卷了整個西非,克賓格從他在溫尼伯的實驗室來到凱拉洪,給凱拉洪的醫生帶去了實驗室設備,還有三個塑料瓶的ZMapp,并將它們放在凱拉洪的冰柜里。他只想看看ZMapp在熱帶氣候的高溫以及在不確定的電力供應的情況下藥物的有效性是否會被破壞。他并沒有想到ZMapp會被使用。

塞拉利昂政府視烏瑪爾•汗如今的困境為一個全國性的危機。汗一病倒,政府官員就發出了一系列電子郵件給世界各地的埃博拉專家,詢問是否有藥物或者疫苗可以幫助到汗。在一系列的國際電話會議中,來自世界衛生組織、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塞拉利昂政府、加拿大公共衛生署的官員,美國陸軍的科學家以及在凱拉洪埃博拉中心的來自無國界醫生的醫療工作者們爭論了如何治療汗。在電話會議的許多人認識汗,將此視為生死攸關的大事。

討論很快就集中在ZMapp上,它似乎比其他的藥物更有希望。可為什么是汗,而不是其他的病人可以得到實驗性藥物?如果他死了怎么辦?ZMapp曾在幾個月前在一些猴子身上測試過,但那又有什么重要意義么?它是在煙草植物中產生出來的人-鼠抗體。如果這種物質進入血液,人可能會發生嚴重的過敏反應。如果藥物出現了任何的問題,凱拉洪并沒有重癥監護病房。如果因為西方國家的試驗性藥物殺害了汗,塞拉利昂人民會因為西方國家害死了他們的民族英雄、非洲科學家汗而產生雷霆怒火的。可是,如果沒有給ZMapp,而他卻死了,那么人們可能會說,西方國家有一種特效藥但是他們卻隱瞞了。克賓格回憶時說“我要確保我的語氣保持中立。”在電話上的討論持續了三天。

同時,在向南322公里(二百英里)的ELWA醫院,一名59歲的美國衛生工作者南茜•懷特波(Nancy Writebol)開始發熱。她檢查呈瘧疾陽性,她在醫院里她與她的丈夫大衛•懷特波(David Writebol)居住的房間里休息。此后不久,33歲的美國醫生肯特•布蘭特利(Kent Brantly)在ELWA醫院善普施,給善普施醫療救援的負責人蘭斯•普萊勒(Lance Plyler)打電話說“不要驚慌,蘭斯,但我想我已經發燒了。”他把自己隔離在位于醫院內的房間中,善普施將他的血液樣本送到了利比里亞國家參考實驗室。普萊勒告訴我,他不想讓任何人知道有一個醫生可能感染了埃博拉病毒,所以他在樣品上標記了一個假名字——丹波斯•內爾(Tamba Snell)。

利比里亞國家參考實驗室以前是黑猩猩研究中心,坐落在蒙羅維亞國際機場附近森林中一條土路的盡頭。這里有良好的技術人員和精良的裝備。一名美國病毒學家,麗莎•亨斯利(Lisa Hensley)與她的利比里亞和美國同事在這里工作,他們正在檢測幾十個疑似埃博拉病毒感染者的臨床液體樣本。國家過敏和傳染性疾病研究所亨斯利在國立過敏和傳染性疾病研究所工作,并已經在美國政府的生物污染實驗室研究埃博拉病毒超過十五年。她和她的同事們,穿著加壓的P.P.E.服裝,使用PCR儀找出埃博拉病毒是否存在于樣品中,以幫助在利比里亞的醫生確定感染者。技術人員在實驗室測試了丹波斯•內爾的血樣。亨斯利將檢測埃博拉病毒陰性的結果通過電子郵件發送給了善普施的醫生,但丹波斯•內爾的真身肯特•布蘭特利病情卻加重了。

7月25日,國際專家組最終作出了一項決定,他們認為ZMapp風險太大,所以不會給烏瑪爾•汗用這個藥。汗被告知了這個決定,沒人知道他本人是否參與作出這個決定。同一天,汗 在費城的兄弟沙希德(Sahid)開始發瘋般地給凱拉洪打電話,想要同汗通話。幾天來沙希德一直撥打汗的手機,卻始終無人接聽。最終,沙希德找到了在凱拉洪當地的其他人,并要求和自己的兄弟通話。當被告知“沒有可能和汗醫生通話,”的時候,沙希德生氣地嚷著說“那我需要一張他的照片來證明他還活著!”很快, 有人就通過短信發給他一張汗 的照片。照片中,汗癱坐在塑料椅子上,眼皮沉重。盡管臉上還閃著一絲笑意,但卻顯得疲憊不堪,沒有精神。沙希德相信,汗的這一點笑意是為他們的母親做出來,為的是不要讓她擔憂。

在蒙羅維亞的實驗室中,麗莎•亨斯利和她的研究組收到了來自“丹波斯•內爾”的另一份樣品。 亨斯利 隨后又收到了一名疾控中心官員的電子郵件,告訴她血樣來自一名同行。亨斯利 明白這意味著一位疾控人員可能感染了埃博拉病毒。接著又收到一個樣品,標記的名字是南茜•約翰遜(Nancy Johnson)。 亨斯利 知道這些名字都只是化名。7月26日是利比里亞的獨立日,是國家假日,其他人沒來上班。盡管如此,亨斯利和同事蘭德爾•斯格普(Randal Schoepp)還是穿上P.P.E防護服,走進了實驗室。他們從丹波斯•內爾的血樣開始。很快,他們檢測出丹波斯感染了埃博拉病毒。亨斯利給蘭斯•普萊勒發郵件寫到:“我非常遺憾地通知您,丹波斯•內爾的樣品結果是陽性。“ 當天晚些時候,她又發郵件告訴 蘭斯•普萊勒: 南茜•約翰遜 也感染了埃博拉病毒。

在ELWA,普萊勒走進肯特•布蘭特利的隔離間,看著重病的布蘭特利躺在床上,很是痛心。他說:“我不愿告訴你,但是你感染了埃博拉病毒。”布蘭特利聽后,沉默了片刻,說道:“我真的不想聽到你說那事”那一瞬間,普萊勒下定決心要盡一切努力去挽救布蘭特利。據他所知,已有數種實驗性的抗埃博拉病毒的藥物。在一封寫給疾控中心駐蒙羅維亞官員的電子郵件中,善普施的醫生們提出:他們希望和具有直接埃博拉藥物研發經驗的研究者對話,他們希望那個人能讓普萊勒聯系到任何可能接觸到這些可能的療法的人。

“那個人”原來就是蒙羅維亞剛剛給布蘭特利和懷特波的血樣做完檢測的科學家麗莎•亨斯利。 她給善普施發了信息,并答應盡快訪問ELWA醫院。但她直到第二天晚上才能出門,天黑之后,路上不太安全。蒙羅維亞的醫院中擠滿了埃博拉患者,那里的醫療系統正處在崩潰邊緣。在鄉下,被疫情嚇壞了的暴徒攻擊了醫院派出去的醫療隊。亨斯利打電話給在蒙羅維亞的美國大使館要了一輛大使館的車和隨同司機。當夜10點鐘,汽車載著她來到了ELWA醫院,當時普萊勒正在他自己的車中等著她的到來。穿過院子,他們一同驅車來到一處漆成白色的小房子,亮著燈的窗子只開了一道縫。肯特•布蘭特利抱著筆記本電腦坐在窗子后面的床上,研究著自己的病情。他告訴亨斯利他已經知道有抗埃博拉病毒抗體的事情。

亨斯利曾經對對付埃博拉病毒的實驗性藥物和疫苗做過實驗室研究。隔著窗子,她對布蘭特利講了她總結的十九種可能的治療選擇,但這其中幾乎沒有一種是曾經在人身上試驗過的。一月份,Tekmira制藥開始對一種名為TKM-Ebola的新藥進行人體試驗,評價其臨床安全性。這種新藥在猴子身上顯示的效果相當不錯,但由于公司還需要為食品藥品管理局(FDA)收集更多的信息,所以這個藥物的進展處于部分暫停的狀態。日本也曾經對一種名為T705的抗流感新藥進行過臨床試驗。這種藥物也或許對埃博拉病毒有一些效果。亨斯利接著告訴布蘭特利,她還參與過一個名為rNAPc2藥物的研究,這種抗凝血劑是由一家名叫Nuvelo的公司制造的;這個藥救活了3只受試猴子中的一只。布蘭特利的注意力集中在ZMapp上。就他所知, ZMapp曾挽救過如他一樣病情很的猴子。不過對人的效果會怎樣,他也不知道。等亨斯利講完,布蘭特利的聲音從窗戶中傳出:“麗莎,你能怎么辦?”

她也不能告訴他該做什么。 “這些都是非常個人的決定,”她說道。接著她告訴他十六年前她就接觸過埃博拉病毒。 當時二十六歲的她穿著太空服操作滿是埃博拉病毒顆粒的液體,剪刀穿過了2層手套,割破了她的手指。那時唯一的試驗性治療手段是俄國人制造的馬血清,這東西本身可能是要命的。她決定在確定自己確實感染了埃博拉病毒前,不去使用。事故當夜,經過開會分析事發經過,她被送回公寓。 她打電話給父母,告訴他們自己有可能感染埃博拉病毒。那樣的話,他們得收拾她的物品,并把她的貓帶回家。

布蘭特利 聽了后說,盡管ZMapp還從未在人身上試驗過,不過根據現有的數據,他還是要選擇ZMapp。亨斯利 告訴布蘭特利,如果他發生出血癥狀,她會為他獻血。接著普萊勒開車帶亨斯利穿過院子去了南茜•懷特波的房子。南茜•懷特波正在靠窗睡著。她丈夫和護士穿上P.P.E.防護服,叫醒了她,亨斯利從屋外和她說話。亨斯利注意到窗戶是大敞著的,而懷特波開始咳嗽。屋頂的吊扇將屋內的空氣一陣陣的從窗口吹出來,吹到亨斯利和她的同伴身上。 亨斯利能聞到臥室的氣味,她不由退后一步,但沒說什么。當夜晚些時候,亨斯利回到她住的旅館后,給蘭斯•普萊勒發信息道:“你們讓我有點緊張啊,”她建議他們在這兩位病人的窗外時要戴呼吸面具。

7月28日,加拿大公共衛生署的加里•克賓格收到一封發自蘭斯•普萊勒的電子郵件,請求把ZMapp盡快寄到ELWA醫院。克賓格告訴普萊勒得到該藥的最近的途徑是從鄰國,塞拉利昂共和國的凱拉洪市。ZMapp就保藏在一個冰箱里。雖然亨斯利并沒有參與那場是否對汗使用ZMapp藥物的辯論,但她知道那個決定。而此時烏瑪爾•汗快死了。

藥物需要從凱拉洪空運過來,但凱拉洪沒有機場。最近的機場在一個叫Foya的小鎮。幾天前,塞拉利昂衛生部的一個團隊在那里遭到襲擊,一輛政府的車被燒了,當地的居民也開始逃離。駐蒙羅維亞的美國大使館為亨斯利安排了一架直升機,讓她自己去取。

這是一架舊的灰色俄羅斯米-8直升機,由兩名烏克蘭飛行員駕駛。為了讓她安心,一位美國海軍陸戰的上校陪她前往。天下著大雨,亨斯利和上校坐在停機坪上的直升機中,一等就是幾個小時。

在這幾個小時中,凱拉洪的烏瑪爾•汗死了。最終,在一個雨停的間隙,直升機升空向北飛去。亨斯利戴著耳罩,系緊帶扣,坐在上校對面的長凳上。濕氣在舷窗玻璃上不停掃過,而舷窗外幾乎什么也看不到。但她又時不時瞥見叢林覆蓋的山脊從下面滑過。她焦慮起來,特別是當上校提醒說,“我們一直能見度為零的時段飛行。”

在這場疫情中,每個人都在近乎零的能見度下飛行。 直升機下面,隱在雨中的大地上,埃博拉病毒在暗中地傳播。沒有已知的藥物或疫苗可用在人身上來對抗它。亨斯利正趕路去取一種實驗性藥物的樣品。她后來告訴我說,“如果你走在湖邊,而某人正在溺水,你不能不去試著救他們。人們現在正被埃博拉病毒淹溺。

亨斯利是一位單親媽媽,有一個9歲大的兒子。為了照顧她的病人,她不得不把孩子留在馬里蘭。一天她對我說,“如果我們不去幫助那些病人,那么我們在向我們的孩子發出什么信息?我們的孩子將從我們繼承這些問題,而人們在死去。為人父母的一部分責任就是交給孩子如何負責。我們必須為我們在非洲的員工、家庭、病人樹立一個樣板。

旅程中,亨斯利打起了瞌睡。當直升機降落在弗亞(Foya)的時候,她發現一架善普施的飛機已經帶著藥品離開了。 他們只好又乘直升機飛回利比里亞。

ELWA醫院的蘭斯•普萊勒手拿藥品,正在糾結著該把藥給懷特波或布蘭特利哪個用。他想起舊約以斯帖記中的話:“焉知你……不是為現今的機會嗎?”普萊勒發現,現在懷特波病得很重了,而布蘭特利的情況卻令人吃驚地好,他甚至還能在床上使用他的筆記本電腦。布蘭特利更關心懷特波 的病情。他告訴普萊勒:“把藥給南茜吧,我過幾天就從這兒出去了。”普萊勒推遲了做出決定,這顯然是由于他還想著撤離病人的飛機已在待命。又一夜過去了。

7月31日早,普萊勒去看了南茜•懷特波, 決定給她用藥。 她的情況看起來已經接近埃博拉病毒病的最后階段;她的軀體上遍布紅斑和丘疹,這些是皮下出血的征兆,而且她開始內出血。她可能隨時崩潰:失去血壓、休克、死亡。普萊勒從冰箱里取出一只藥瓶,讓懷特波夾在腋下除霜。

那天晚上七點左右,普萊勒去布蘭特利的房子探望。當他隔著窗子往里看時,他驚呆了。布蘭特利的狀況突然進入終末衰退期。他的眼窩凹陷,臉色發灰,不規則地喘息著。“臨床醫師都知道那種樣子,他要死了。”普萊勒 后來跟我說。布蘭特利自己就是臨床醫生,他意識到他正處于呼吸驟停的邊緣。如果發生呼吸驟停,醫院又沒有呼吸機,他就無法活過當夜了。

普萊勒決定了,他跟肯特•布蘭特利說:“肯特, 我要給你用那些抗體了。”他要把一瓶給布蘭特利,另一瓶給懷特波, 第三瓶留給兩人中不被撤離的那個。

一個護士從懷特波的手臂下拿出那個除了霜的藥瓶。懷特波說她很高興布蘭特利能用它。普萊勒看著一名叫琳達•馬步拉(Linda Mabula)的醫生穿好防護服進了布蘭特利的房子去準備靜脈滴注。計劃通過靜脈滴注的辦法非常緩慢地將這第一劑抗體注入布蘭特利體內以免引起休克。普萊勒站在窗外為布蘭特利祈禱。 不到一個小時,布蘭特利的身體開始劇烈地抖動,這種狀況被稱為寒戰。它一般發生在那些被強大的細菌感染而將死的人身上。不過普萊勒對此不同的感受,他隔著窗子告訴布蘭特利:“那是抗體正在踢病毒的屁股。”

三小時后,麗莎•亨斯利收到蘭斯•普萊勒發來的一條短信:“肯特已經接受了一半的劑量。實話說,他看起來已經明顯好起來了,真難以置信!”亨斯利回復說那些頻于死亡的猴子就是在用藥后數小時內顯現好轉的。兩天后,接受過一個劑量的ZMapp以及一個從埃博拉病毒病中恢復過來的十四歲的男孩的輸血治療之后,肯特•布蘭特利走上了撤離飛機。在亞特蘭大的Emory大學醫院,他又接受了另外從肯塔基煙草公司寄來的另外兩個劑量的ZMapp抗體治療。兩星期后,他出院了,體內已沒有病毒。

南茜•懷特波 有著另外一番經歷。她在接受第一次ZMapp治療后,情況并沒有明顯的改善,而且她的手很癢,看似是藥物引起的過敏反應。之后,她繼續內出血,以至于不得不靠輸血來補償。盡管如此,她還是活了下來。兩天后,她被撤離至Emory大學醫院,在那里她繼續接受的ZMapp治療和又一次輸血。

在寫作本文的時候,ZMapp藥物的世界供應暫時用盡。這種藥物又被用在5個感染埃博拉病毒的病人身上。其中一位是西班牙的神父,他在接受了第一劑ZMapp治療后,很快死了。 更多的這種藥物正隨著肯塔基州一幢建筑物中的煙草的生長而增加著。未來兩個月內,只要生產過程不出現故障,這些植物中會產生足夠的藥物,可用于生產20-80個療程劑量的ZMapp。美國政府和Mapp生物制藥正竭力擴大這種煙草的種植,以增加產量,但產量規模提高并非易事。另外,這一藥物仍然是沒有經過大規模臨床檢驗的,還沒人可以確定說它會成為埃博拉病毒戰爭中的一種武器。

7月31日下午兩點,烏瑪爾•汗的葬禮在凱內馬舉行。500多人參加了他的葬禮,其中有鎮民、科學家、醫務人員以及塞拉利昂政府的部長們。很多人忍不住哭了。挖墓遇到了巖石,挖墓者花了幾個小時才把墳墓挖深。直到夜里十點,當肯特•布蘭特利正在為ZMapp藥物流入體內打著寒戰的時候,挖墓者終于把汗的遺體掩埋好了。

當汗快死的時候,帕爾迪斯•薩貝提為他和其他凱內馬醫務工作人員創作了一首歌,歌名叫“一個真理”。其中有句歌詞道:“在這場戰斗中,我總和你在一起。”她希望有一天,她可以唱這首歌給他聽。但那時,他已經處于隔離之中了。得知他的死訊,她被“完全摧毀了,”她說:“我甚至不能開始對世界描述那種失去的感覺。”同樣毀滅性的是那些堅持在凱內馬病房中工作的醫務人員的死亡。

整個夏天,薩貝提 和她的研究組繼續解讀埃博拉病毒的基因組,他們將結果實時發布在美國國家生物信息中心(NCBI)的網站上,這樣可以讓科學家們無論身處何地都能馬上看到這些結果。接下來,在八月末,他們在美國《科學》(Science)雜志發表了一篇論文詳細地報道他們的結果。他們對五、六月中3個星期的時間內,也即病毒在塞拉利昂剛剛形成傳染鏈的時期,在凱內馬及其周邊地區的78名患者血液中的埃博拉病毒的RNA編碼進行了測序。在這78名病人的血樣中,團隊通過測序儀得到了大量的編碼信息,得出了約20萬張病毒的快照,并且觀測到病毒隨時間推移在發生突變。他們可以看出是誰把病毒傳給了誰。他們還可以確切地看清每次病毒從一個人傳播到另一個人的時候是怎樣發生突變的。那些快照合起來成為埃博拉病毒的一部短片。你可以把病毒想象成一群魚,而每一個病毒顆粒就是一條魚。這些魚游動著、倍增著、也在變化著,直到魚群中有了很多種類而且魚的總數以指數形式增長。其中某些魚兒變得比其他的魚兒游得更好。

蓋爾 和 薩貝提的研究組還發現病毒來源于一個人。他很可能是梅連杜 村的那個小男孩,但現在已經說不清了。自那以后,病毒的種群發生了穩定的突變,它的編碼在與人類種群的接觸中發生著漂移。當病毒從一個人傳給另一個人的時候,大約有半數情況下會發生變異,這導致病毒的一種蛋白變得些微不同。等到病毒到了塞拉利昂,傳染到參加巫醫葬禮的婦女身體上的時候,病毒已經產生了兩種遺傳譜系。兩條線都是從葬禮來到塞拉利昂。有些變異已經使得埃博拉病毒對于目前的測試不那么敏感。

“由此可見埃博拉病毒可以實時分析”,薩貝提說道,“這個病毒不是一個物件。現在我們進到病毒正在干的事情中,而且我們可以及時知道我們正在同什么在作戰。”

這篇《科學》雜志論文中有五名作者死于埃博拉,包括烏瑪爾•汗、護士長穆巴魯•方妮、和護士阿列克斯•莫依格波。“這篇論文里有好幾條生命,”薩貝提說。除此以外,凱內馬的冰柜里還有另外一千瓶的埃博拉病人血樣,正在等待官僚機構的清關,以便能夠送到哈佛去上機測序。這樣科學家們就可以了解更近期的病毒動態。

一個經常問的問題是埃博拉病毒是否能夠以干顆粒的形式通過空氣傳播。Broad研究所的所長埃里克•蘭德(Eric Lander)覺得這是個問題本身就是錯誤的。Lander個子很高,有一張方臉和一臉的絡腮胡子,他說話很快,有種不容置疑的味道。“這個問題就好比問“斑馬能飛上天嗎?”。”他說。要想變成完全的空氣傳播,埃博拉病毒顆粒需要能夠在懸浮在空氣中的微小的灰塵上以脫水狀態下活下來,之后要能夠鉆入肺內壁的細胞中。蘭德認為,埃博拉病毒不太可能發展出這些能力。“那就好象是說病毒已經演變出一種特定的生活方式,是通過直接接觸傳播。然后突然演變為一種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通過空氣以干燥的形式傳播。一個更好的問題可能是‘斑馬能學會跑得更快嗎?’。”

蘭德說,埃博拉病毒有很多方式可以變得更具有傳染性,不見得要變成可以空氣傳播。例如,它可以變得對人不是那么烈性,引發溫和些的疾病,引起20%的致死率而不是50%。這樣可以使更多的人得病但不死,不過也許病得時間更長。這樣也許對埃博拉病毒更好,因為其宿主會活得更長從而帶起更多的傳染路徑。

在利比里亞的實驗室里,麗莎•亨斯利與她同事們注意到在他們所測試的血樣之中有一些奇怪的事情發生。在這些血樣中,埃博拉病毒顆粒生長到了遠遠超出在之前的疫情中血液里所能達到的濃度。有些血樣看起來充滿了埃博拉病毒。這種情況對病毒是有利的,因為這樣可以增加它們遇到下一個犧牲品的幾率。

“它在從人傳到人的時候復制得是不是越來越好?” 亨斯利說。她不太肯定;也許在以前的爆發就已經有一些人的血液中有了這些顆粒的存在?“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得回到實驗室去。”

孫子,偉大的中國戰略家,曾經寫道:“知己知彼,百戰不殆。” 亨斯利與她的研究組現在有方法觀察到埃博拉病毒的變化了:他們可以一直將敵人控制在視野范圍內。。這意味著,埃博拉的測試可以迅速隨著病毒的變化而改進,并且科學家們也可能能夠關注到它往危險方向的突變。

同時,科學家們也在開發對抗病毒的武器,并且開始進行測試。研制出ZMapp的科學家們,以及肯塔基生物加工公司正在加班加點的提高ZMapp的生產并在感染埃博拉病毒的患者身上測試這種新型藥物。他們希望藥物能夠通過臨床試驗并獲得常規研究機構的支持。不過即使在增加了的生產速度的情況下,ZMapp的供應對于治療對象來說也仍然是遠遠不夠的,不過它可能足以在某些感染者體內殺死埃博拉——前提是在它有效的情況下。如果有藥物能夠拯救埃博拉病毒感染者的話,這也許有助于提高衛生專業人員在埃博拉病房工作的信心,因為他們知道即使被感染了也有方法治療。

除了候選的藥物之外,疫苗也在研發之中。九月初的時候,國立衛生研究院開始在二十名志愿者身上測試一種由葛蘭素史克的一個部門生產的疫苗,,該疫苗基于一種腺病毒。上周,加拿大公共衛生署開發并授權給NewLink遺傳學公司生產的另一種疫苗VSV-EBOV,正式啟動首期人體臨床試驗。有可能在明年的某個時候,就會有疫苗用于暴露在埃博拉病毒之下的人群了,當然可能到時候能否用于普通人群還不明朗。如果疫苗是安全且顯示出對埃博拉病毒有效,并且如果它可以在熱帶氣候下運輸而不會失效,那么也許有一天就可以開展針對埃博拉病毒的免疫接種。

如果疫苗有效,那么也許免疫人員就可以在已知的埃博拉病毒熱點地區的周邊設定環形免疫接種區域。這種情況下,醫務人員可以簡單地給在病毒的焦點外圍一兩公里之內的每一個人接種疫苗。這就好像設定一個防止火災蔓延的防火隔離帶一樣。環形免疫接種是消滅天花病毒并得以在1979年宣告此事的關鍵。當然,目前還沒有人能說環形免疫接種是否能對抗埃博拉病毒——當然,還得有一個好疫苗。無論如何,流行病學家也不會停止追蹤病例以切斷傳染鏈條。

在首次應對埃博拉病毒的處理方式上,美國和歐洲的醫院已經犯了一些致命的錯誤——這些錯誤連非洲經過良好訓練的醫務工作者都應該是不會犯的。目前,與埃博拉病毒斗爭的勇士們已經明白他們面對的是一個需要長期斗爭的難纏敵手。許多武器已經失靈,不過也有一些會有作用。在這場戰斗中,人類具有一些埃博拉所不具備的優勢,包括自我意識、團隊合作的能力、犧牲精神,這些特質在我們人類擴展到我們環境中的時候幫助過我們。如果埃博拉會變化,我們也會改變,而且我們可能變得比埃博拉病毒更快。( 翻譯:張文宇 老陳哥 郭丹   感謝殷建松先生推薦原文 )

作者百科鏈接:理查德•普萊斯頓

編譯來源:《THE NEW YORKER》(紐約客).The Ebola Wars——BY RICHARD PRESTON

本文為醫學百科(yixue.org)原創翻譯,轉載請注明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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